少數人做得好靠自覺，多數人做得好靠制度，好風氣離不開好制度的護佑。諸如“認認真真走過場，實實在在說空話，鋪張浪費搞接待”之類的作風怪相，僅靠開幾次會、搞幾回活動肯定無法徹底解決，關鍵是要建制度。用制度管人、管權、管錢，這已經成為一種常識、一個共識。

　　談到制度，許多人會津津樂道“他山之石”。在瑞士，對“三公消費”有明令約束，向公務員提供旅遊、就業機會、演出門票等都被視為賄賂。在新加坡，對公務員收受好處、接受宴請或者參加别人付費的娛樂活動都有詳細規定。反之，少了好制度的庇護，即使有清正廉潔的人，往往也會因“劣币驅逐良币”而被逆向淘汰。制度不給力，好人就會吃虧，甚至還可能變壞。

　　制度的作用如此巨大，以至于制度被“萬能化”。有人因此說，在中國，制度很忙。不僅學者教授以研究制度為能事，許多領導幹部也話不離制度、事不離制度。在許多人眼裡，不僅作風問題，包括食品安全、環境污染、突發事故之類的問題，也一律歸因制度弊端，解決措施也全寄望于制度。在某種程度上，關注制度已經成了一種思維定勢。

　　人們期待制度“包治百病”，但現實情況往往并不如願。制度規章一籮筐，卻并不見完全奏效。“幾百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”，“下文件，一層一層往下念。念完文件進飯店，政策就是不兌現”。一旦出了事故，制度又被當作反思對象。于是，新一輪的“制度制造”又開始了。國學大師錢穆談到曆代政治得失時說，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，一個制度出了毛病，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，相沿日久，一天天繁密化，往往造成前後矛盾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制度容易成為陷阱。在公共治理過程中，我們應注重制度建設，更應避開“制度陷阱”。

　　制度能否發揮功效，還得看人的作用。制度由人設計，但制度設計的目的不會自動實現，必須通過人的行為實踐。偏廢了制度執行，制度難免遭遇“稻草人”的尴尬。如果人人為制度鼓與呼，執行時卻耍花樣，“不把制度當依據，隻把制度當工具”，“制度歸制度，工作歸工作”，那麼制度的生命力在設計完成時就耗竭了。因此，要使制度起到實效，就需全力推動制度不走樣不打折地執行。這種制度執行力，從深層次上說，就是培育一種認同制度、敬畏制度的文化，讓制度和人形成良性互動。文化構成了制度運行的基礎，沒有文化内核，空有制度一堆，到頭來制度也隻是在文件中落實、在實際中落空。

　　用制度療治作風痼疾，更需要人與制度的良性互動。自成立至今，我們黨從來都十分重視理想信念、精神鈣質等精神文化的塑造，為良好作風的形成和維續提供了強大内驅力。如今清除坐大成勢的“四風”之弊，同樣離不開精神文化的改進和重塑。其中不可或缺的，還是制度文化的培育。當人人把制度從手頭嘴邊銘刻到心中腦中，當好作風從案頭文件落實為行為習慣，制度的優勢才能被發揮出來，而制度的弱項也會因精神力量得到補強。

　　“制度讓想犯錯的人犯不了錯，文化讓有機會犯錯的人不願意犯錯。”制度不是萬能藥，也不是獨行俠。協同好制度與人的互動關系，作風建設才不會因為落入“制度陷阱”而做無用功。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13年09月24日 04 版）